战士将日军地图裁订成工作日记存手抄版大蒜歌

“烈士”是什么?是清明节学校组织的一次献花。“老革命”是什么?是述说的当年勇。也许对很多年轻人来说,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就停留在这样的表象中。清明又到,记者拜访几个革命家庭,从革命先烈的遗物中看看那个时代,还留有怎样的印记。

今年清明,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开展了“忆先辈、话清廉”的征文活动。不久,武昌的任文胜先生寄来文章,提到其父任寿昌曾将缴获的日军裁成册子,当日记本使用。

昨天,记者在任文胜家中见到了这个特殊的日记本:A5纸的大小,一共68页,页页泛黄。封首写着“任寿昌,1949年6月6日订”几个字,顶部露出两个订书钉。

翻开日记本,每一张纸正面都是印刷的军事标高地图,有“中华民国十年一月测绘”和 “昭和十三年七月复制”的标识,地名多为“杏野村”、“沟北村”之类,只知道是在山西或陕西境内。反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蓝色和黑色的钢笔字,少数字用的是繁体,是任寿昌1949年至1951年间的亲笔日记。

日记的内容很“严肃”。除了手抄的《毛主席调》、《中苏友好万岁》几首歌曲外,都是工作要务。如《警备工厂应该注意的问题》、《南进的准备工作》,条分缕析地分析为什么,怎么了,怎样办的问题。稍显“另类”的内容,只有两篇生活常识,一是《大蒜歌》,一是《治牲口打背》。

“那个年代就是这样,工作高于一切,没有任何享乐。通过烂笔头的‘死记’方式,确保工作的准确性。”任文胜说,父亲热衷于学习,一生写了二十几本日记。日记中提到的“要诚恳、谦虚、和蔼、礼节周到,反对任何骄傲自大”是他的人生格言,也是任家的家训。

这是一条绣满鲜花的手绢,正中央印着1958年的日历,是那个时代手绢的流行款式。日历上染着斑斑血迹,8月21日被蓝色的线条圈了出来。这条手绢被今年65岁的陶继烈女士珍藏了50年,这是父亲送给她的最后一件礼物。

陶继烈的父亲陶木根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,1929年出生于新洲汪集,是首批援朝的志愿军,1958年8月21日抗洪时牺牲。手帕是陶木根从朝鲜回国途经北京时,特意买给陶继烈的。一家人聚少离多,父亲去世6年后,陶继烈才亲眼见到这条手绢。

“我的记忆里,和父亲的相处只有他从朝鲜回来后的一周时间。”7岁的陶继烈,见到带着伤疤的父亲,总以为他是坏人,晚上害怕一个人睡觉也不敢吭声,“我永远记得他把我搂进怀里,故意扒开肩头子弹留下的伤疤讲故事的情景。”

第二天下雨,十分寒冷,陶继烈不愿意去上学,竟然被父亲拎起来打了一顿,怒斥她“这么小就落后”。怕落后是那个时代的人的典型心理。即使是家里的独生女,陶继烈也被“逼”着每天早起练单杠锻炼身体,之后的岁月里,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,从来不敢懈怠,生怕戴上“落后”的帽子。

这样一个严父,却记得给女儿买一块她喜欢的鲜花手绢,每次想起陶继烈都潸然泪下。父亲去世6年后,陶继烈亲手拿到手绢,立即珍藏了起来,直到1990年,陶继烈的母亲患肺癌晚期,挂念丈夫,睹物思人的时候,用来擦了咳出的鲜血。

对于王利玲来说,母亲临终将最后的工资全部交纳党费,是必然的事,“她和父亲一辈子都在为党做事,把自己和家庭都投入到了党的事业中。”

1948年,王利玲出生在河北衡水的一个农村。出生不久,双亲就要随刘邓大军南下,父母竟“狠心”地将她留在了衡水农村,喝着村里一位孩子刚夭折的妇女的奶水长大。6年后,王利玲才被接回父母身边。

“我那时常常觉得这不是我的亲妈。”从幼儿园到小学,王利玲都是读的寄宿制学校。和同学不同,每到周末,她并没有要回家的欣喜。因此,家庭观念十分淡薄,和父母一样,更看重工作,“事业心”很重。

1997年,王利玲的母亲病重,立下四条遗嘱:死后不开追悼会,不办遗体告别仪式,火化后骨灰撒入山东济南市的大明湖;火化前可将遗体送到武汉同济医院做解剖研究之用;谢绝送花圈祭奠;最后一笔工资上缴中央组织部,作为最后一次党费。

1999年2月6日,王母逝世,她的一次性抚恤金和最后一个月工资6757.2元全部缴纳了党费,中共中央组织部特意给她开了这份党费收据,“在老一辈眼中,我是小我,我家是小家,小我和小家的牺牲再正常不过,为大我和大家奉献,是他们乐意并且热衷的事情,这恰恰是现在最缺乏的精神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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